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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77）。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78）。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79）。
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80）。
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81）。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九〇七～九六〇）；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82）。
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
「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84）。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85）。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86），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87）。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88）。
「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89）——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90）。
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1）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2）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 ，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〇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3）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4）笔者遍翻《国父全书》、《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5）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6）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〇三、一四〇；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7）《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8）见注（4）。
（9）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10）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11）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12）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13） 孙文提出这口号是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14）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〇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年。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 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15）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16）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