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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的「博士」不但是沿秦旧制，位备承问；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汉书？武帝纪》）。博士之职位，顿形显赫。故武帝之增设五经博士，不只是补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经，实是对这个久同虚设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规模的整理。早已没落之诸家博士当于此时正式废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术为立国的政治哲学，则儒生想乘机取得政权自是无可避免的反应。迨公孙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汉书？公孙弘传》），一反汉家以列侯为宰相之往例，儒党始首次取得了政权。接着董仲舒于武帝亲策贤良文学中高第，这个独崇儒术的汉家太学，便在他两人的建议之下，正式创立了。
太学：儒家的「中央党校」
汉代的太学，既是武帝根据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而创设的，则董氏的兴学意见书——这有名的「董仲舒对策」实不可不读。武帝亲策贤良文学时，仲舒对策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接纳了他的意见，乃于元朔五年应「丞相弘之请」，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人，给予官定身分——「员」，并立下太学生员毕业后由政府分发任职的章程。同时把这五十位太学生集中起来教授，是为汉代太学最早期的形式。读仲舒对策，我们知道这太学创立的宗旨原是为国家「养士」。然西汉私家讲学之风本盛。汉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于孝景时为博士，史言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同上）一个博士便带有这样多的弟子，则「养士」又何需乎这为数不过五十人的太学！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为国家养士，而且是要利用这个新机构来维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训练儒家的建国人才，将来好让他们学优而仕，掌握政柄。这五十名太学生，但须受一短期训练便可由政府分发任职，按章程规定：博士弟子，授业一年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以为「郎中」；「秀才异等」亦可显亲扬名。同时在受业期间，他们还享有「复其身」（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汉书？儒林传》）这在当时是如何令人羡慕的特殊阶级。而他们的教授—— 五经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难想象。加以武帝复广立郡国之学，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荐升入太学，则地方学校教学的方针属向，自不待说。这样一来，士心所归，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则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时的太学，以现代术语明之，实是当时执政的儒党所办的「中央党校」，其目的是训练精通儒术的理论家与政治人才，借以总揽全国的政教，使天下归儒！
太学的发展
武帝之后一传至昭帝，太学生增至百人；再传至宣帝，又倍增之。元帝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太学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汉书？儒林传》）王莽秉政时规模益大。迨至东汉，太学发展尤速。东汉盛时京畿有「学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魏名臣奏疏》）顺帝以降，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创立太学之初，规模极小。以故太学校址似在长安城内。其后师生人数增多，城内无法容纳，太学乃迁至城外。据《三辅黄图》的记载，这城外校址设在「长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狱」。这显然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太学区，亦如今日美国因某些大学而成市的小镇一样。西汉末叶王莽为宰街时曾「建弟子舍万区」，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光武中兴以后，太学随都城迁往洛阳，校址设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顺帝时更大兴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翟酺传》）至于东汉太学的建筑图样，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书记载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课室，有礼堂（即所谓「辟雍」。辟雍在东汉时，似非太学员生所专用，游士学者盖均可假以讲学，此非关本题，有暇当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学生且可奉母挈眷，同居于校园之内。（《后汉书？鲁恭传》）一般学生住宅，亦似甚宽敞。好活动的学生，留客止宿，交朋结友，往往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太学生的选拔和出路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学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 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系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章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来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今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科。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科的博士当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要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