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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狂轰滥炸（2）
往哪跑？往北、往汉中那边跑。往兰州方向跑。
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记得那是三八年还是三九年，我们当时驻扎凤凰山机场，日本人飞机来了，领队带我们起来就跑。一共有二十多架，往北。本应该从广元上面走，哪曾想，领队带错路了，跑到绵阳上面去了。真是歪打正着，二三十架日本人的飞机正在广元那儿盘旋、等我们呐！
没堵到我们，日本人气得发疯，狂轰滥炸一顿后，其中一架竟敢大摇大摆地在凤凰山机场降落，把没来得及跑的、覆盖着稻草的飞机付之一炬，把我们的军旗拔回去邀功庆贺。嚣张啊，真他妈的嚣张！
当兵的，打仗就跑简直是一种耻辱。但就是没法子，不是一定要“跑”，确实是实力不行，根本打不过。记得那是1941年，好像是3月，也是驻在成都的五大队，一仗就被打掉8架飞机，损失了8名精英飞行员，元气都没有了。成都空军司令杨鹤宵被撤职，五大队撤销番号，改叫“无名大队”。余下的队员胸前一律佩戴字符，上0书一个大大的“耻”字。那里有我的朋友，每次见面，看见那个字，泪就停不住。他哭，我也哭。日本人，欺人太甚！
有资料为证：单是重庆，从1938年1月起，日军共出动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我军民近两万人。
跑警报之二挨炸的不仅只是重庆，还有云南的昆明、沾益和四川成都。其实，在西南，日本飞机没掠过的地方，几乎没有。
张义声此时已经考入国民党空军学校第十二期，和地面撤退的部队一样，十二期也是东移西挪，最后定在昆明。当时“上面”说，这里离日本飞机远，让小伙子们安心学习，早日升空作战！
哪想到，日本人飞机还是来了。老人说，当时每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警报”。
天好的时候要跑，天不好的时候还要跑——日本人狡诈，诡计多端，要防着点。
老人回忆，1941年10月中旬的一天，由于日本人多次轰炸昆明，为避开空袭，他们特地来到沾益，哪想到，已经正午时分了，想到上午日本人飞机没来，大家刚刚松口气，“呜”的一声，警报又凄厉地响了起来。
日本人真是追来了。
警报声一响，满街老百姓慌张地东躲西藏。军人要有组织地统一行动。老人说，那天下午正准备上机练习，同学们都在一马平川的机场，想要“跑警报”都没个地方，至多是在跑道边趴下。
盛夏的八月，骄阳似火，十几架“万国牌”飞机懒洋洋地趴在停机坪上。远方，几个在阳光下烁烁闪亮的光点迅速飘移过来——那是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
翻腾、俯冲、投弹、扫射二十多架零式机不慌不忙地在市区上空“演练”，如同是在自家后院“闲庭信步”。
蓦地，斜刺里杀出一个人，张义声和同学们不由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是教官！
老人现在依旧记得住他的名字——李向阳（不是电影里那个李向阳）。老人说，教官是实在气不过才有如此壮举。和他一起冲向停机坪的，还有十几个人，都飞步跑向自己飞机的座舱。
滑行、起飞
双翼的“霍克Ⅲ”、E…15、E…16，杂牌子编队的十几架飞机的机轮刚刚离开跑道，就让回转过头来的日本飞机给打散了。
张义声和同学们都站了起来，仰天观望，心都缩成一团。
空中霎时变成战场，飞机打旋、翻腾、跃升机枪、机关炮声响成一片。
一看就不行啊，日本飞机三架追一架地打，自己的飞机跑的跑、逃的逃，到最后，只剩下李教官一架飞机孤零零留在空中。
日本人狠劲上来了，六架打一架。
追着打。
老人在地面看得真真切切，教官驾机左闪右躲，每当敌机开炮的一瞬间，他都巧妙把机背抬起（霍克Ⅲ机背有防护钢板），敌机的子弹全打在钢板上，在地面都清楚地听到“梆梆”声。
从高空追到低空，左突右冲的教官抽个空子机智地落地了。这下可让日本人恼羞成怒，教官刚从座舱里出来，六架飞机就几乎是同时扑上来了。
教官赶紧躲到了机腹下，六架飞机立马围着“霍克Ⅲ”打。
就这么嚣张！
低沉的轰鸣从远处传来，那是运输机特有的声音。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DC…2（重庆号）民航客机从远处探出头来，它似乎对机场上空正在进行的厮杀毫不知情。此时此刻，它的机头已经对准了机场跑道。
此情此景，让所有在场者都惊呆了。
DC…2徐徐下降，它的前轮马上就要接地
围住“霍克Ⅲ”的零式机苍蝇般突然一哄而散。
大家的心全都猛地一沉：完了！
刚刚落地还在滑行的DC…2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机背上就已经被穿了无数个窟窿，这可是没有武装保护、手无寸铁的普通乘客乘坐的民用航班啊！
震耳的机炮、呛人的硝烟中，舱门洞开，惊慌失措的乘客挤出机舱没有章法地四下逃命。
日本人真是疯了，追着地面的人扫射！机关炮打在地面上，掀起团团尘土。
一个穿蓝裙子的女孩子跑在最后，在被机枪扫射卷起的尘埃中，犹如一朵娇弱的刚刚盛开就将要被掐断的美丽花朵。
跑道外的人拼命地喊：脱掉高跟鞋、快脱掉高跟鞋
一架“零式”机已经在她背后出现
时间仿佛凝固，呼吸停止，世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随着机头吐出的一道火舌，蓝裙子修长的身躯静静地躺倒在血泊中，机关炮溅起的泥土高高飘起，再纷纷扬扬洒落在和蓝天一般美丽的裙子上。
空中，“膏药旗”呼啸而过！
此次光天化日下公然袭击民航班机，造成空姐鲁美英（《申报》当时误称卢美英、刘美英。笔者注）等机组成员在内，共有6人（含一名婴儿）惨死在日本强盗的枪弹下。
老人说，鲁美英是应该能跑掉的，她已经下来了，是听到一个乘客喊着娃娃不在了，又返回去找那个被遗弃在座位上的婴儿才被打死的。日本人，没人性啊，怎么坏怎么干，眼睁睁看着让人家欺负啊。
讲着讲着，老人的眼睛潮湿了。
第三章 哭泣的蓝天（1）
45005500，不对称的“等式”
“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
两排西装革履的东方人、西方人，手持高脚杯，在彼此寒暄之时，余光却时不时地往长条桌面上集中。
随着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博群与美国“飞运公司”驻中国代表马克思·S·普霖互换文本，稀疏的掌声加几下镁光灯闪烁后，1930年8月1日，“中国航空公司”的牌子正式挂在了上海广东路3号的六楼上。
据说，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合资企业。
据说，光是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谈判，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一个是除了“空中的风”什么都没有却要坚持“绝对控股”，一个几乎要倾其所有却必须时时刻刻都处于“服从”的位置。一边明显是步步紧逼似的“强词夺理”，1942…194513哭泣的蓝天一边是节节败退后的“据理力争”！
出身望族、举止优雅、有着绅士般风度的普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一个资本定为1000万股的航空公司，飞机是自己的，驾驶员是自己的，机务、导航、通讯、耗材都是自己的，怎么偏偏只能“认购”4500万股？对方几乎身无“分文”，却必须要占“5500万股”。
不知道美国“飞运公司”这位中国总代表在谈判时是否谙熟“空手套白狼”这句中国老话？谈判桌上，普霖几次把激愤的目光投向了交通部长王博群，老练的部长先生立刻顾左右而“言他”私下，餐桌上，普霖终究想打破这个谜，部长哈哈一笑：“事关国家主权”
同期，国民政府还和德国“合资”，成立了“欧亚航空公司”。但经营惨淡，一直是“默默无闻”。
无论是“中航”还是“欧亚航空公司”，开航最初几年并不顺利。飞机性能低劣，不熟悉“国情”的外籍飞行员（正驾驶全部是外方），无法准时到达的零部件（“中航”
飞机零部件是由美国经太平洋运来，“欧亚航空公司”是经欧亚大陆最后从苏联运抵），导致了多起事故的发生，而国民政府无法“控制”的省份也在航线开辟上处处刁难。
1936年，根据中法航空合约，“中航”拟把上海至广州的航线延长到河内，以便与“法航”
至巴黎的航班衔接，就在第二次试航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