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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问国际上有哪家航空公司扣住人、机不放呢？贵方事先划定了圈圈，提议不能变动，不考虑我们的困难，这样拖下去谁负责呢？
“不让第三者插手”（3）
对于台方提出的这6条，我们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目的是想先把人要回去。张瑞普同志回答说：“我们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事件，是指这架飞机没有按正常航线飞行。他的航线本来没有广州，但是在广州降落了，这就是特殊问题。人、机、货是一同到的，所以我们主张一起交还，这并不是把人和物相提并论。”随后，我们不与台方提出的6条纠缠，及时把会谈引入正题，催问对方是怎样考虑我方关于广州直接交接的意见的？他们继续坚持前两次的观点，并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和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转入第二方案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是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后记
后记
文/李立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说起来，这本书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尝试着写的，几经曲折，总算是完成了。按说该喘口气，放松一下。可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就像得了产后忧郁症。究其原因，恐怕是自己底气不足，丑媳妇怕见公婆面，生怕我的处女作对不起读者。
几年前，我在《两岸关系》杂志上陆续发表人物专访文章，主要是一些部长级领导回忆历史上两岸发生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台办系统同仁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囿于杂志的篇幅，好多内容难以展开。于是，一些朋友建议我写书，将所采访的内容都写出来，作为历史保存下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在抢救历史，功德无量。”虽是戏语，可也有几分真实。因为我采访的这些部级领导，大都在80岁以上，趁他们健在，记录下他们亲历的涉台大事，对后人研究台湾问题，无疑有所裨益。
我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本书，尽量做到史料性和可读性相结合，以我那有限的文采再现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愉悦中了解历史上的两岸风云。
对支持我的人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国台办的领导和同事，尤其是宣传局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同志，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他拨冗撰写的序言，文字练达、微言大义，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感谢程思远、杨斯德、罗青长、贾亦斌、何振梁、童小鹏、石一宸、刘小萍、熊向晖、赵炜、何振梁、耿文卿等老领导的支持，他们积极接受我的采访，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我要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和刘泰副社长，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成果和“华夏经纬网”、《台湾研究》、《中国结》、《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蒋介石与台湾》、《炮击金门》、《党史博览》杂志等书刊媒体的有关资料，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起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古话，如果本书能为读者带来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能够引起读者关心台湾问题，关注祖国统一，那我就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李立
2004年11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