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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名不见经传却极有财势者。郭鹤年名声赫赫，却从不现真颜。 不仅是在香港，在他的老根据地垦马亦是如此。1986年，马华公会前会 长陈群川因涉新泛电事件在新加坡受审，这是当时星马地区很轰动的案件。 开审那夭，郭鹤年也去旁听，在场的新马两国记者，无一人认出郭鹤年。 其中，一位记者坐在郭鹤年身旁，两人还闲聊一阵，记者问郭氏：“请 问您是干哪一行的？”郭氏答道：“卖米的。”于是，此记者与郭谈了一些 米市行情的话。休庭时，郭氏客气地打声招呼，便走了。 不久，法庭传出郭鹤年出2000万新市保释陈群川的消息。该记者赶回报 馆发稿，查到郭氏的照片，大吃一惊：原来那位“卖米的”就是大马首富郭 鹤年！ 该记者大叹“走宝”——此事被传为花边新闻。由此可见。郭鹤年曝光 率之低。 “东方犹太” 无独有偶，八九十年代，香港走资蔚然成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商走 资亦渐形高潮。郭鹤年、林绍良等一大批华商巨富的海外投资，引起所在国 及全世界的关注。有人把香港走资，简单地归结为“恐共症”。那么东盟各 国华商走资为的是哪般？他们海外投资，为何把香港作为重要基地？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达到相当的规模，必然要走多元化、跨国化的道路。这 是经济规律所然，人们可从欧美日的跨国集团的形成发展，得到证实。 其次，华商在所在国，井没有大多的安全感，他们的“自卫武器”，只 能是“不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投资法则。 西方有不少经济学家，把居留海外的华商与犹太商人相比较，善意地称 他们是“东方犹太人”。东南亚的个别土著社团，则诅咒华人华商是东方犹 太。犹太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多灾多难的所在国少数民族。犹太人善于 经商，富裕程度高于当地居民，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当地居民仇视 攻击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排犹情绪并非只存在于德国，整个欧 洲亦如此，只是德国纳粹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 才受到各国的同情。 从本世纪中起，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情况大致与犹太人相仿。除新加坡外， 华人在当地属少数民族，却是最富有的民族。在印尼，华人仅占总人口的3 ％至4％，却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华人拥有70％的私人本上资本，印尼 的200家大公司中，华人占160家；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的10％，却控制 了四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华人亿元（美元）富豪列入排行榜的有47位，最后 一位富豪力2亿美元；在大马，历年来，本上前三位富豪均为华人，郭鹤年 家族迄立20多年不倒。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指出： “无论是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或越南等地，跨越疆界的投 资者皆是华裔，而不是日本人。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使华人受到欢迎，充满 企业经营理念的少数民族，皆是各地煽动者在任何时候信手拈来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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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印尼共产党政变流产之后，数以万计的华裔被杀；1975年， 越战结束后，共产党占领南越，而使数十万华裔被放逐或逃离南越。1969年， 吉隆坡发生排华暴动，因此在7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府便将带有种族歧视 的 ‘配额制’法制化，来保障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这类行动到今天仍蔓延着，例如印尼禁止设立华文学校，公共场所禁 用华文（注：目前印尼部分地区已解除此禁令），并要求华裔改用印尼姓氏； 1994年4月，印尼最大城市棉兰，又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排华暴动。” 因此，东南亚华商的走资潮，既是经济规律所致，又含有政治因素—— 即使一些华商巨头跟政府首脑关系密切，但政治千变万化，他们不能不为后 代着想。 既然要海外投资，就要选择最佳投资地。下面探讨东亚侨资把香港作为 主要投资地的第三个因素。 世界经贸组织，对1972—1982年世界主要经济区的“资本市场回偿率” 统计显示：资本回偿率最高为香港，19。3％；其次是新加坡，为18。3％；以 下的排列顺序分别为日本17。7％，瑞士9。4％，加拿大9。O％，联邦德国8。O ％，英国7。5％，法国6。6％，美国6。3％，澳大利亚4。O％。 香港、新加坡的资本利润率最高。据美国《国际商业周刊》报道，1986 年，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地区）利润最高的10大公司，香港占了6家，并且 囊括1—5名。香港资本利润最高的主要原因，是税率较低、转口贸易位置优 越、外汇进出自由、经营管理自由、基础设施好，等等。 显然，香港、新加坡是流动华资的最大受益者。 投资香港，能像新加坡那么安全吗？ 新加坡是以华裔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权一直在华人手中。香港的 安全，历来与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40多年来，香港是中国对外 贸易中的大赢家。 东南亚的一些华文报章认为，这些华商，在明确九七香港回归中国后， 仍敢大笔投资香港，是他们认为九七后的香港，仍可保持安定繁荣。内地大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会保证九七后的香港仍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因此， 这些华商，不但敢投资香港，而且以香港为基地，大举进军内地，不少还是 长线投资。 现在，东南亚的许多华商把自己摆在极微妙且敏感的位置上：似走非走， 进退兼利。尽管某些地区土著居民多不满华人占有太多的财富，但政府深知 华资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尽可能做到两全。 言归正传，郭鹤年家族，数十年来一直小心翼翼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建立 友好关系，并且大笔赞助慈善事业，以博取当地居民的好感。大马的排华事 件时有发生，郭家安然无恙。 马华公会（全称为马来西亚华人工会）是大马华人最大的政经社团。马 华公会在每届大马内阁，要派出4人担任部长级职务，地位显赫。马华公会 还是一个商业集团，它所控制的综合商社 （Multipurpose）从事庞大的商业 活动。 缺乏安全感的大马华人，团结在马华公会周围。而不少马来人社团，却 视马华公会为仇敌。马华公会的经济实力，靠大马华商支持，大马首富郭鹤 年与马华公会主席陈群川私交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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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群川是大马著名的华人政治家，30岁竞选担任国会议员，40多岁被华 人推举为马华公会主席。陈群川为消除种族歧视以及马华居民间的对立而不 懈努力。陈群川是公认的华人领袖。 整个“陈群川事件”，迄今仍是个谜。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法制严明、肃贪严厉而著称。据说，新政府收到来自 吉隆坡的举报，证监机构进行调查，于1985年11月19日，宣布“泛电”停 牌。泛电集团股东多为星马华商，陈群川是泛电主持人之一。新加坡及吉隆 坡股市为此停止交易3日。涉嫌“背信与欺诈”的陈群川被新警方拘捕，法 庭准以4000万新元保释外出候审。 大马华商在第一时间就筹齐这笔巨款。据说一半来自郭鹤年。郭氏一贯 不与记者交往，故又难以证实。 1986年，陈群川被控15项背信和欺诈的罪名成立，被新加坡法院判有 期徒刑2年。 陈群川是因“经济犯罪”而罪有应得？还是大马排华情绪的牺牲品？持 这两种观点的人，谁都不知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故没有公认的结论。 陈群川事件，在大马引起连锁反应。 马华公会中的“持不同政见”的华人中坚分子，或被捕，或退出马华公 会的关连公司董事会。马华公会领导层，换上一批年迈而不问政治的华人， 该组织的华裔凝聚力大大削弱。 1986年中，大马全国大选，国家阵线组织获胜。大选后，马华公会派出 4位成员进入内阁的惯例打破，减至3人。马华公会的政治地位动摇了。 陈群川事件，更导致马华公会陷入财政危机。1986年6月，马华公会的 商业旗舰综合商社宣布财政年度亏损1。92亿马币。稍后，马华公会的一家关 连公司破产清盘。 在香港，与新马财团有业务来往的嘉华银行濒于破产，嘉行作为问题银 行被中信收购。 1986年8月8日，大马财政部长宣布，将23家持牌存款的准银行机构 的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