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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数额往往达到政府开支的25 ％。而四大银行则在国内市场上发行债券，债券总额很快超过了所欠外国债权人的债务总额。国民政府每年的支出有1 乃用来应付这些债务。这些债券的国内持有人有不少是南京政府的官僚，他们往往获得极高的利息收入（如果把他们在购买债券时享受的折扣计算在内，利息率常常高达20 ％一4O ％ ）。由于这些不义之财进的是中国人的腰包，比起上如1 年后支付给列强的赔款可能要干净得多。但南京政府的政策既不鼓励国内生产，也不支持外国贷款的参与，几乎没有积累起能支持工业长期发展的资金，也并未提供多少投资。国家的资金潜力并没有得到开发，而现有的资源则主要被用来支持军事工业或流人了“官僚资本家”的私囊。
文化生活和美国的影响
生活在“攘外”和“安内”的阴影之下，30 年代那批以“五四”精神影响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大主要集团：改良派和革命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一些学者型人物，他们主张发展科学技术，要求政治不干预学术；后者的典型代表是一批有积极思想的作家，他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宣传革命的文学。
在文学界，鲁迅是一位老资格的人物。他提携后进，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对左翼文学的迫害，同时也尖锐批评左翼作家的粗制滥造和虚张声势。他认为，“好的文学从来就不是遵命文学”。作为批判社会不公现象的勇将，他在精神上接受了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最终一生未能成为共产党人。1930 年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发起了左翼作家联盟。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得到各方资助，创办了许多讥评时事的刊物，多以言辞激烈著称。“左联”标志着在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旗帜指导下的文艺界中共产党影响力的上升。“左联”日益深人地在青年学生中间传播它的世界观，而国民党当局既无力与之竞争以争取学生，也无法限制它的影响。30 年代非革命派知识分子受美国改良主义的影响最大。这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归国后在学术和科研机构工作。全国十几所教会大学一半以上的办学收人来自中国国内。学校由当地中方董事管理，2 / 3 的教师是中国人，尽管大多数在国外留过学。与拥有41 （ X 均名学生的一百来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6500 名左右学生的教会学校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它们在教育、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面却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大型国立大学同样也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教师队伍。他们大多是留美学生。美国的影响同样可见于中国地质学会、中央政府下属中国科学院的十几个研究所、设在南京的国家农业研究院、洛克菲勒公司支持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其他一些受益于它的国家卫生机构。这些棚勾的建立和发展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结果。从1901 年到1920 年间约有24 （刃人进入关国大学读书；1920 年到1940 年间有5500 人在370 所美国学校里学习，主攻工程学或经济管理等实用学科。这些人回国后或是在上海的公司中做事，或是到南京的政府部门及上述学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工作。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享有的物质水平和知识层次远远高于普通中国农民的贫穷和愚昧。二三十年代，受西学浸染较深的新一代中国学者在许多领域开始取得创造性成就，如发现北京猿人、发掘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土前代的碑刻、整理和出版清代文献以及引人西方科学术语和概念等等。
传教团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时，尽管仍以宗教思想为主要工具，但也采用了其他方法。19 仪）年时，在华美国传教士约有1 〕 为人，分别代表28 个教会组织，到了1930 年，已增加到3 （ Xx ）多人，代表着6O 个组织。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教会组织作了很多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让中国人独立领导自己的教区，外国传教团体只提供指导和帮助。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不拘泥于教义，注重服务社会，吸引了一批中国青年担任领导。这些青年在工厂工人中开办文化补习班，帮助工人开展社会工作。基督教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如1920 乍到1921 年华北发生饥荒期间它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到1936 年它募集了5 以X ）万美元的外国捐款用于改善农村生活条件C 这个组织在灾区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在灾区打井、开路、建设堤坝，还在华北建立了拥有20 万成员的农业信用合作社。鉴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日益重视社会福利，1922 年召开的包括各教派在内的新教会议组成了全国基督教理事会，其宗旨一方面施行社会福利、传播教义，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本土”基督教会的建设。理事会在它的城市发展规划之外开始制订农村建设计划，鼓励农业研究和农业生产活动。这样，到1930 年基督教传教团已经开始触及“农村重建”的问题。
这项运动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基督教青年会会员詹姆士？ 晏从192 石年起在北京附近开展工作，后来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他的大众教育运动以利用外国援助为中国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入点，率先应用农业科技，推广基础教育。不久，这一运动就遇到了农业信贷、开发市场、创立合作社和成立农会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农会这种形式在受过教育的成员领导下，可以反映农民疾苦，最终提出有关土地租赁期限和地方政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家的渐进改革方式与地方势力产生了利益上的冲突。这些地方势力是以前士绅阶层的遗绪，经常在地方军阀或黑社会的武力支持下独霸一方。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重建”计划会威胁到现状的稳定。
政府本能地控制和利用了这种形势。蒋介石通过和教会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的夫人宋美龄，邀请美国传教士在刚从共产党手中收复的江西选择一个地区设立模范县，但当地的赤贫使无论宗教还是社区工作都未见任何成效。蒋介石发起了自创的“新生活运动”，推崇“礼、义、廉、耻”这四种古人的行为准则，同时采用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方法。1934 年到1937 年间，政府通过拥有1300 个支部的组织网络向公众提倡“新生活运动”。但是在“新生活运动”的幕后，蒋介石效仿欧洲法西斯组织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蓝衣社”以协助他在全国实行军事化统治。
当时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快步走向崩溃，这一点为时人所忽略，亦乏统计数字说明。中国巨大的农业人口散布在上百万个小村庄里，国民政府或传教团体的势力都鞭长莫及。农村手工业制品受到工业制成品的全面打击。被无情拖进货币经济泥淖的农业，本身却没有变成资本。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资金贮存收获物、改良种子和改进工具，只有借高利贷一条出路。农村的贫穷和混乱日甚一日，而非共产党组织推行的西方式重建计划却始终零星而无效。最终农村重建的希望在外敌入侵和持续的战乱中破灭。
五、日本侵华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中国的反应
中国的东北三省面积古全国上/ 4 ，而人口只古全国上/ ro 。l9 （幻年东三省的人口为1100 万，到1930 年猛增至3 中闺万，这部分是因为华北移民的大量涌人。驻东三省的日本军事当局有强烈的扩张欲望，而国民政府兴起后把东三省视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中国合法领土之一部分”，这与日本关东军膨胀的军国主义野心发生了正面冲突。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官策动“沈阳事变”，企图占领整个东三省。上海各界群情激愤，起来抵制日货并在租界外举行了大规模抗议；19 犯年1 月28 日到3 月3 日，抵制和游行发展成与日军的正面冲突。7 万日军在遭到中国军队异常顽强的抗击后，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但与此同时，日本在东三省发动的一场成功政变粉碎了国联构建的集体安全体系。国联和美国对日本通过暴力取得的利益不予承认，但这并不能遏止日军的侵略气焰。
鉴于以往异族用中国人征服中国的惯例，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并通过指派日本参谋控制了这个政权。1932 年3 月1 日，“满洲国”成立；不久，前清废帝溥仪被立为“满洲国”皇帝。日本当局拉拢一批当地中国人组成“自治委员会”，宣布“满洲国”独立。炮制出一个所谓的独立国家，这样外国势力只要不承认新政府，他们无法染指该地区。“满洲国”的军备建设需要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