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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市立公园逐渐向中国人开放；上海混合法庭被一所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地区法庭取代。1926 年列强准许广东政府征用海关税余额。他们曾在1923 年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同样要求。英国则撤销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
1925 年至1927 年间的战事使大多数新教传教士撤离内地。一支四万人的列强军队集结上海以保卫租界。1927 年3 月国民革命军攻古南京时，有六名外国人死于战乱。英、美军舰曾开炮攻击。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平息了事态。鉴于人们对当时中国人革命情绪和事态恶化极度恐慌，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并无多少中外纠纷发展成暴力冲突。和英国一样，美国国务院在此事件中保持了中立，甚至不愿就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外国侨民深信，中国之所以兴起排外情绪完全是受莫斯科的煽动。但西方几乎听任苏联对中国革命施加影响。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占领北京后，易名北平。1928 年底，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东北“少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率领东三省易帜，表示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政府在新一代欧美留学生的领导下，致力于巩固国家团结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工作。一些西方大国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但南京政府颁布邮新的法令并与许多小国签约，把他们在中国的侨民置于中国的司法控制之下。1933 年中国恢复了关税自治，同时从海关司、盐务局和邮政局收回了相关的权力。外国租界的数口也从三十三处减少到十三处。
国民政府这一强劲的对外政策不断削减列强在华的特权，但1931 年后放慢了执行的步伐。因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侵略使国民政府和西方列强意识到保留各国在华的法律地位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路线的南京政府面临日本的侵略时便把对外国特权的打击作低调处理。它发现自己和外国人有不少共同利益。这些外国人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和加拿大人，他们继续作为特权阶层参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办大学、医院，设立银行，兴办公司及进行对华投资。以现在的眼光看，共产国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战略恐怕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当时中国城市劳工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能像欧洲工人组织那样建立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工会组织要得到发展、增强力量，也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港口城市中才有可能；但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民党上层权力和外国利益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不可能夺取中心城市，也难以从内部夺取国民党的权力，因为共产国际已经为国民党建设了一个中央集权的苏式政党结构，要颠覆它谈何容易。在20 年代，共产党也未利用农民的力量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当时的中国共卢党力量薄弱且经验不足，而莫斯科又在万里之外遥控指挥，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国民党和蒋介石从他们当时的胜利中得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结论，即维持国家政权根本上要靠大工业支持下的正规军队。这个结论日后使蒋介石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看不到组织起来的农民同样有能力帮助建立政权并为军队提供支持。有一代人均持此观点，他们的历史比共产党还长，与城市和地主阶级的联系比农民还要紧密，但可惜的是，在他们的规划中完全忽略了农村社会革命。
四、南京政府的十年统治
从1928 年到1937 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政府为期10 年的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可惜西方却忙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这10 年间，苏联开始了斯大林的集权统治，美国经济经历了大萧条时期，而纳粹德国则开始兴起。日本侵略中国未曾受到亚洲以外势力的制约。南京政府与西方进行了全面的接触，但未产生任何实际意义。日本侵略不断升级，而中国农村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同时向现代西方文明和古代中国传统寻求答案，结果一无所得，受到挫败和失望的双重打击。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的新兴现代国家大多有过此类典型经历。旧的政体和传统看来已经破产，而西方模式又不适合国情，忧心国事的领导人向这两者寻求启示，但没有一个给予他们帮助。
国民党时期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是现代政府和经济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落后。即便到了这10 年的后期，四五亿中国人拥有的现代公路里程与只有2500 万人口的西班牙相当，拥有的铁路总长度不及意大利或美国的伊利诺伊州，拥有的电报线总长度不到法国的1 / 3 ，创造的工业产值还不及人口800 万的比利时。
为求建国良策，30 年代的中国人纷纷转而师法西方，因为日本和苏联均证明不是友善的师长。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成了南京政府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纽带，同时也说明了这个政权根基的浮浅。南京政府制定的现代化规划几乎就是全盘西化。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们也有“学以致用”的想法，但他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反映的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管理体制、技术和生活方式，而农业的落后与农民的不满显然不是那些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结果，南京政府对现代金融、外贸、国际交往及交通和通迅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它对中国内地农村的了解，醉心于现代事物的官僚一到农村则往往感到不快。
国民党的弱点同样也来自于它取得政权的方式。它先是不断把新占领区的投机官僚吸收进自己的机构，其后又把年轻的共产党对手一一荃除。国民党刚掌握政权就抛弃了创业时期发动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式组织形式，转而镇压学生运动，对地方上各自为政的现象听之任之，丧失了早先的使命感。简言之，国民党已蜕化为一架官僚机器，变成了反革命的政权。
蒋介石
尽管君主制已在2O 年前废除，中国政局还是需要有一个乾纲独断的独裁型人物；这样一种人不是总统制或是主张权力制衡的立宪制政体所能产生的。当时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打倒军阀、实现统一和抗击日寇、光复河山。这个独裁者必须是一位军事领导人，于是蒋介石成了惟一的人选。蒋介石其人立志献身国家，意志顽强，政治手腕老练，有时也多少有些迁腐二他出身于浙江地主家庭，一生推崇曾国藩的为人，青年时期在日本士官学校曾受武士道的影响，后来在有军队才有地位的军阀政治时期积累了政治经验。在苏俄学习时期，蒋介石学到的更多的是治军方略而不是组织群众运动。他不相信在荷枪实弹的军队面前发动群众会有什么用处。不管怎么说，他也碰到了任何执政者都面临过的问题：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要应付所有潜在敌手，必须时时控制所属部队和战略资源，并且不容他人染指最高权力。蒋介石需要双管齐下，在身居高位的同时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1927 年蒋介石和孙中山遗婿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结婚。宋美龄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从此他和蒋夫人一样成了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通过夫人、妻弟宋子文（哈佛大学毕业生）及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奥伯林学院毕业生）的关系与西方保持联系。他任用这些有美国背景的亲戚主持财政，安排有日本背景的老同事主持军事。在党派政治方面，算不得国民党元老的“外人”― 蒋介石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处理好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关系，并通过拉拢、分化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及其嫡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1927 年，蒋介石数次和两派中的一派合作以打击另一派。之后，他和胡汉民合作把汪精卫排挤出政坛。1931 年胡汉民和汪精卫结成联盟，而蒋介石却因日本的入侵而成为不可缺少的军事统帅。后他又与汪精卫合作了4 年。1936 年胡汉民死去，蒋介石在1938 年成了国民党领袖。自命为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1935 年遇刺未死，政治上的失意和个人私怨使他于1939 年投靠了日本人。
“蒋委员长”很及时地驾驭住了党政军这套三驾马车，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动用服从他个人意志的官僚机器稳住了地方势力和竞争集团。他的军队主要由“黄埔系”军官指挥，这些人是他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期的学生。他们控制了庞大的军事机器和秘密警察组织，压制广西军阀和其他地方武装势力。在党内，蒋介石的左右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通称为“CC 系”）为首的“组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