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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相似，书面化的日常语言开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实验性的应用。长短篇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评论等新式体裁和主题都有待于人们用中文对它们进行再创造。许多努力刚刚开了一个头，更多的问题有待研究。但对大多数作家而言，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人们应当铲除旧制度，重建一个新社会。作家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教育民众，拯救中国。那些以个人主义方式追求浪漫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与前者相比，不免黯然失色。后者中有素以救治中国瘤疾为己任的鲁迅。最有影响的早期文学组织― 文学研究会，承担编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小说月报》 杂志。他们提倡一种多样化的现实主义的“人的文学”，重视西方小说的翻译，并且鼓励新进，其中包括几位女作家。与之竟争的是由郭沫若等人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起初他们投身于一种彻底反叛的浪漫主义文学。后者出版了一些坦白的自传体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描写主人公爱情生活和爱国情绪同时受到挫折，从而良心受到谴责，有负罪感。但到了20 年代中期，创造社以同样的热情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郭沫若在谈到1924 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时写道：“我现在能够把所有过去无法理清的思想安置齐整；我已经找到了所有过去看来自相矛盾、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这一表述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吸引力，并预示了视文学为艺术的自由派个人主义者的厄运。由于缺少一种近代传统和在新环境中进行艺术评价的尺度，或许作家们更容易接受以文学为革命过程中的一种初级社会功能的定义。
二、国民革命的背景
19 世纪20 年代在军阀战争达到了混乱的极点之后，目睹了又一场革命的兴起和军阀制度的消灭。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除此之外，还有外交关系上和国内政治上的一系列目标。在外交关系上，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在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外国特权和外国势力。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但在国内政治上，各派间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分歧。通过组织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发动社会革命，这本来也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但革命领导层的主要人物最终背叛了社会革命，镇压群众运动，并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国民革命的全过程始于1921 年，直至1925 年年中。它从团结各派，积聚力量开始；两年后达到高潮，然后革命热情才开始消退。作为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一步，国民党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党专政终于问世以替代旧的封建王朝制度。不平等条约体制也即将走到它的尽头。通过不断修约，中国收回了越来越多的主权。但这些可喜的现象不幸未果而终。国民党独裁政权并未能控制中国所有的省份。国民党赖以取得政权的那场国民革命，原本主要发生在城市里，一旦推行到农村，便戛然而止。同样，中国也未能彻底恢复全部主权，如未能如愿以偿地取消治外法权。这场国民革命与1911 年革命一样，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可能影响至此也将用尽。无论通商口岸的西方实业家还是在内地活动的传教上，对中国问题都无可奈何。任何一个把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身上的西方列强都无法为中国提供一种政治改革的模式。它们同样也没有办法约束迅猛发展的民族主义洪流使之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动力。西方帮助中国打破了旧制度，但它是否能帮助后者建设一种新秩序呢？这成了1921 年到1922 年间重建战后外交关系的根本句题。
拖沓的修约
外强希望看到中国建设成一个和其他国家一样稳定的中央政府。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形成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终止的可能性。由于条约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签定的，其中一方（中国）接受另一方对它主权的限制。外国外交人士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分歧与其说在于中国是否应收回主权，不如说是以怎样的速度、通过怎样的过程来实现主权的回归。西方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华盛顿会议于1921 年11 月12 口至1922 年2 月2 日召开）二这个解决方案共分四个部分，但它无论从合法性、条款的可执行度，还是强权政治中的条约约束力来看，都不具备强制实施的可能。首先，方案规定英日同盟自行终止，两国之间不再建立其他替代性联盟。原先的英日同盟约定，一旦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英国和英联邦应加入日本一方参战。其次，会议就列强海军主力舰的吨位限制达成了一致，英、美、日之间的比例为5 ： 5 ： 3 ；附加条件是英国或美国不得在新加坡以东和夏威夷以西建立海军基地。第三，日本同意从山东撤军，同时也撤出东北亚。1918 年年中西方列强干涉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时，列强军队特别是日军进古了俄国远东的滨海省、中国东三省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这就是说，日本为了答谢英美承认它在西太平洋上的霸权，把它在亚洲大陆上除朝鲜以外的势力区缩小到上卯5 年时的规模。最后，九国条约正式宣布，与会国家一致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并召开会议讨论中国的关税问题和治外法权问题，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体系。根据这些协议的规定，日本撤出了山东，英国也归还了威海卫。但关税会议一直拖到1925 年、1 926 年间才召开。即便到了那时，与会各方除了同意中国至1929 年可以实行关税自治外，没有就任何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样，1926 年在北京召开的治外法权会议也未产生任何结果。使中国在走向一个民族国家的路途上更加步履维艰的，是它缺少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军阀和土匪的肆虐威胁到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与安全。中国当局在履行国际义务时的无能使之在外争国权时往往气短。中国的内乱阻碍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修改工作．。
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启发
苏俄对20 年代中国的影响仍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阶段。但和西方列强那种不太热心地逐步改革中国外交体系的做法相反，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国内革命样板。早在1912 年，列宁就已提出工业化欧洲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当支持亚洲民族主义革命，因为后者很可能会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导下参加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1920 年召开的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上，列宁在他题为《 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的报告中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依靠剥削亚洲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所以作为反击，西方无产阶级应当和亚洲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共同的敌人“金融帝国主义”，因为后者是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剥削者和亚洲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死党。列宁就这样用帝国主义理论归纳了世界形势。它在同一个体系中指出了中国政治中各种因素的历史意义。革命者军事上的对手可以被定性为代表垂死的旧秩序中封建反动派的“军阀”。城市商人和中产阶级可以被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现在也可以“跃过”。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动中国广大农民，一个“联合阵线”就可以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采用这一策略，在帮助“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击败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能够很好地组织起来从内部夺取权力。列宁预见了一系列的机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可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暂时合作甚至结盟组成统一阵线，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工农苏维埃建成独立的政权中心。
列宁的后任们继承了这一理论。托洛茨基鼓吹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苏维埃，而斯大林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阵线的策略。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必须代表一个阶级，所以斯大林在提出他的观点时不得不首先声明国民党只是一个政治联盟，它是由四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这四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后来被称为民族资本家）。这些选择使苏俄对中国的建议具有一种内在的二重性：它既可以强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阵线”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可以鼓吹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苏维埃以反对中国资产阶级、封建反动势力、地主、军阀及其帝国主义支持者。在这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