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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时代既是乱世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这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先破后立。1916 年之后10 年中形形色色的思想实践和时新试验毫无拘束地涌现出来。随着政治力量的衰落，出现了思想、经济和社会多元发展的态势，在躁动的思想下潜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大潮。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中央集权政府衰落、国内社会秩序加剧恶化的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西方对中国减少出口使得民族工业更容易地在外国控制下的通商口岸中发展起来，在这里民族工业的发展可以不受横行内地诸省之军阀部队的肆虐。一个游离于旧式行会制度之外的新兴商人阶层，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从1901 年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4 年为止，全国已有1 仪习多所地方商会，会员达20 万人。但是大型企业主要还由英国人开办，当然也有美国企业（尤其是在上海）和德国企业（1915 年前在山东）的参与。如中国缺乏石油资源，即为外国向中国出口煤油提供了市场；进口的煤油或是用来代替植物油照明，或是作为燃油与煤炭竞争。中国的石油进t … J 完全为美孚石油公司和亚洲石油公司所控制。后者是成立于上叨7 年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下属公司。由于中国的英资、华资和日资棉纺厂长期进口棉纱，受此刺激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发展起来，此时已有能力为这些企业提供原料。香烟市场最早是由美国人1902 年组建、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集团英美烟草公司开发的。打开中国市场后不久，英美烟草就通过它的买办向华北的烟草种植者提供种子和信贷。它建立了一套烟叶收集和烟草熏制工厂网络来为六个下属的卷烟工厂提供中国产的烟叶；但不久后，建于1905 年的南洋兄弟公司和其他中国公司与它展开了竞争。
到了1914 年，一种现代中国的行政和企业管理阶层出现了。这一阶层后来被不顾历史事实地贴上了“买办阶级”的标签。确切地讲，它是在外国教育家、公务员以及商人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这一阶层的人士在教会学校和其他设有中西混合教程的学校、海关司、邮政局（它于1912 年起从海关司分离出去，到了1918 年，它雇用了100 名外国人和27 仪幻名中国员工）、汽轮航线、工厂、商店以及怡和洋行等通商口岸公司的日常事务中，或在A 。 P 。 C 和英美烟草等等新型专业化公司的商务活动中获得了经验。这个新生的中产阶层已经在通商口岸的工作和与外国人的日常交往中掌握了现代经济管理方式。他们已获得建设经济所必须的心态和素质，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给他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的机会：
其他工业化所必须的要素还包括中国通过海外华人和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些资金往往由一些现代中国银行经办。这些银行或受政府监督，或为私营。这类银行在1914 年有17 家，1926 年则上升为102 家，旧式的山西银号就此淘汰出局。但是还有许多因素滞缓了金融资源的发展。作为生产性投资的一种替代选择，旧式高利贷仍能赚取12 ％甚至更高的年息。币制的改革和统一当时还未能取代价值单位不同的银两，尽管早在哀世凯做总统时由政府铸造、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就已进入流通领域：
与此同时，中心城市吸引了一支劳动大军，因为这些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来看护纱锭、检选烟叶，或在生产火柴、面粉、罐装食品、水泥等物的工厂中做工。而新近开发的铁路交通和汽船航运系统则使这些就业机会，为农民长期以来的闭塞生活提供了新的选择：军阿的捐税和兵役、人口的增长（假定人口增长了）和自然灾害都刺激人口流向了城市。城市生活和工厂做工打破了旧的家庭纽带。当儿女们开始自己挣工资吃饭、女性成员在经济上获得独立时，家庭就不再是一个控制着个人生活的自我封闭型的社会经济单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受私人关系左右、普遍适用的工作能力标准也替代了家庭地位和亲缘关系。在拥挤的贫民窟和剥削劳动力的1 几厂中，新的价值观开始古据主导地位，而工厂中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则缓慢得到增长。到了1919 年，他们的人数已超过100 万，或者可能达到了150 万。社会变革不仅体现于新式资本家和劳工阶级的崛起，而且也反映在青年和女性新型地位的确立上。）年轻人曾领导了辛亥革命，如今学生则取代了旧式学者的特权地位。19 巧年，教育部统计表明，当时已有各式政府出资的学校12 万所，在读学生达《 幻万人。这个数字比过去有所增长，尽管有大学学历者才有几千人。天主教和新教办的教会学校在1919 年拥有大约50 万名学生。新教办的大学为高等教育树立了新的旗帜。传教士们首先发起女子教育运动，在1 。 3 万名新教学校学生里女学生古有可观的比例。1915 年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 金陵大学在南京成立。
工商实业家、工厂工人以及现代学生这些新兴的社会阶层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传统科举考试的合格者（狭义上指士绅阶层）让位给那些在城市里或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在农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喜欢住在城市里，而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农村社会：，简言之，对群众运动十分敏感的各阶层人士所居住的城市，其兴起是随农村生活的衰落而来的。在农村，高高在上的大家族统治消亡了，而像以前一样住在村庄里的广一大农民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交通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中国农村人口在数量上有增加，但这些人口的生活水平很可能反而下降了。佃户和贫农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这些人受不到教育，既无立身之地，又没有职业，很多人只能去做土匪、加入军阀部队或做苦力为生。旧式社会结构的崩溃迫使学生阶层以领导者和救世主的形象站到社会生活的前列。他们继承了知识阶层以国家为己任的传统，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强国、救国。通过对外国的接触，他们不断产生各种新的想法和动力（。这时的日本仍然吸引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约古总数的2 / 5 ） ，但有1 / 3 的人开始留学美国。上的8 年美国返还镇压义和团后它所得的庚子赔款（约12 （ X ）万美元），在北京建立了清华学校。从19H 年起不断有学生拿到它所提供的奖学金赴美留学。1924 年最后一笔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后，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款项，成立了一个称为“中国教育文化促进基金会”的组织。另外，为了给一战时期的欧洲提供劳工，中国征集了14 万劳工遣往法国。在那里，一些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在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发起了为劳工补习文化的活动。此前，已经有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发起了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活动二所有这些活动开始打破长期以来知识阶层和劳工之间的界限。
于是，法国取代美国成了中国留学生接触了解政治运动和培育政治信仰的中心。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劳工阶级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萌芽，但欧洲无政府主义理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克鲁泡特金在他的《 互助：演变的因素》 （1 如2 年）中宣称，尽管要开展合作互助，但首先必须打破对自由的限制，互助和竞争仍均为自然法则。在东京和巴黎留学的学生试图将无政府主义原则应用于中国，他们反对一切精英集团和任何政府形式（包括民族主义政府），鼓吹平均主义、群众运动和包括暗杀在内的直接行动。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对公众意志和自愿联合不切实际的信仰，它结合了清教传统、自我牺牲精神和摧毁现存秩序的手段，许多中心城市中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均采纳了这一思想。
北大新思潮
学界革命的中心是国立北京大学。一方面，它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界执牛耳（当时北大以外，国内只有两所国立大学），另一方面是由于1917 年新校长蔡元培为它网罗了一批知名学者。蔡元培为前清进士，25 岁时人翰林院，后加入同盟会并赴德研究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学说，1912 年先后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任总统治下担任第一届民国政府的内阁教育总长。他再次赴德法深造回国后，便着手把北大从培训官僚的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