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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条约体系的一个利害难定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大国的贪婪会因其他列强的妒忌心理而受到遏制。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分散了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关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机，开始侵略中国。1914 年8 月，中国宣布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后，派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登陆，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这一做法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地位。此后，日本又于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5 款21 条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通过设立日本顾问体系以控制中国政府及警务，垄断中国的军火贸易，参与中国军备建设，以及福建省的开发建设。袁世凯故伎重演地将这些令人发指的条款透露给外国报社，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将第五款留待‘旧后协商”；但当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后通碟日期将至时，他迫于压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数要求。没有一个列强站出来维持公义，尽管当时的英国大使认为‘旧本对待中国的行径比德国对比利时的所作所为更加卑劣”。中日之间于19 巧年5 月25 日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体现了日本这些要求，这些条约确认了日本在山东和长久以来已被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南满、东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获得承认在华中的汉冶萍工业基地享有特殊权益。很久以来，汉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贷款的担保，连孙中山在1912 年也这样做过。这些条约虽然从未经过任何一届中国国会的批准，日本却把它们视为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特许状。由一个代表着日本新兴工业集团利益的内阁提出的21 条，其目的基本上是与经济有关的。但21 条在中国产生的反响却主要是政治上的，它们的无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各地发生了集会、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报刊上纷纷发表强烈抗议。
衰世凯的皇帝梦
袁世凯当年在朝鲜发迹时就已闻名于世的反日立场在19 巧年为他赢得了全国范围的支持。但是他统治中国的努力却因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状态而屡屡失误：历史久远的儒家伦理教化和支持帝王统治的封建礼教制度已经不再有开发的潜力，而人民对于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这种政治制度，不论是党派竞争、还是一党独裁，还尚未建立。既然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明确的政治信念，袁世凯只能以一种近于“法家”传统的权术政治手段进行统治。他连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启超所说的一样，“惧锋刃而爱财货”。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过地体现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努力上。1915 年8 月他在幕后操纵，指使人发动了一场帝制运动。这个运动充斥了要求袁世凯当皇帝的团体、全国范围的民众请愿、由选派出的代表一致通过的投票、旧式奏折一样的上书和其他一些伎俩。这一切只有一个意图：劝袁世凯称帝。为了对这些制造出的“民意”表一个态，袁世凯在一番恰到好处的推让之后，于19 巧年12 月接受劝进，答应即皇帝位。他建元“洪宪”，以1916 年为元年。但这一切终成泡影。
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将士离心。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发动了几乎所有与中国签约的列强反对袁世凯称帝。中国国内军界的反对加速了袁世凯政府的倒台，这些反对情绪受了梁启超等人的鼓动。曾经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视历史为不可逆转的力量，此时则积极宣传保存中华民国的国运。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学生共谋反袁。此人时任云南省都督，控制着袁世凯势力鞭长莫及的地区。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紧接着的6 个月里发生的战事有限，谈判却进行得密不透风。先后有8 个西南省份宣布反袁，而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大典，接着宣布放弃称帝，最后于1916 年6 月6 日忧惧而死。
其间其他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也协同起来反对帝制观念。在中国，权利已不再被认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赋予和认可，或统制者通过一套灾异说就可让人民默认他的统治。相反，有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即这个国家的实际代表― 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创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长的年月里，天子作为一种传统已经逐渐开始丧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经被民意所代替，被统治者的同意与否成了统治能否持续的关键。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民军”、“国民党”、“三民主义”等等即是例子。尽管只有少数上层人士而不是广大民众要求建立近代代议制度，强人政客袁世凯对这个代议制概念还是过于轻视了。从传统观念上审视，他失信于他的部属，又怎么能够希望他们为他尽忠？
地缘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对他。因为各个具有独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从1850 年以来，相对于北京的独立性不断加大。另外也存在着使历代王朝劳心的气候、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这些无法消除的差异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不同集团利益和观点的相左冲突。袁世凯死后，外国势力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而其后任不间断的争夺权力的斗争把他们逼人绝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势力在通商口岸古据的战略资源，并且其权威得不到地方的认可；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具有极多的利益和强大的实力，这使他们能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省份；第三，五国财团内外的外国银行可以用它们的生杀予夺来造就和瓦解中国的各届政府；最后，来自国外的新思想和技术一狗范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到铁甲的火车和自行车，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文化革命进程和旧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间，中国被混战不休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瓜分；这种情形在一些边疆地区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些军阀实际上处在两个时代之间。他们既不处于以往两个王朝间的转折期，只需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变革能够导致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但他们也不是怀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领导人。他们扩充并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军，使用铁路交通和内河汽船航运工具，能够更容易地在他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但他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政体。革命党人在1911 年有党无兵，没能掌握权力；如今的军阀，有兵无党，同样地软弱无力。他们不断利用、滥用国会和口号正好说明他们缺乏充分的原则和制度。1913 年以来，军备复兴，党派却分崩离析。没有人能够将新兴的军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组织结合起来。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府崩溃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衰落之后到达了混乱的极点。
当年成百上千满身勋章的指挥官们率领各自的军团互相搏杀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