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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港元的资金，支持了19n 年4 月向广东地区走私军火和派遣敢死队的活动。和其他早期密谋一样，这次“广东革命”注定会失败。尽管成员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但起义始终困难重重：保密不严、政府已有戒备、举事前夕临时改变计划、缺乏协调、处乱即惊。黄兴指挥的起义者照常分成儿组冲击督抚衙门，其中有一组起义者把另一组同志误认作是清军，双方交火。孙中山把这次称为1895 年以来他领导革命党人起义的第十次失败。黄兴总结道，在策动革命时必须采用独裁手段；异议一旦得到容许，革命注定要失败。
所有这些暴动和起义与其说纯粹是军事行动，不如说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摧毁清王朝的至上特权和地位。所有的暴动和暗杀，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和武器都用来摧毁人民对于大命皇权的默从。但天命皇权同样也受到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的威胁，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10 年湖南发生的农民抢米风潮和1911 年支持过“保路运动”的四川土绅阶层因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满。两者都加速了清王朝中央权威和满清帝室的衰落。到19n 年，天命看来确实不在满清了；满洲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国家机器中大部分人员对他们的信心和曾给予他们的积极支持，这些人包括地方官员、警察和新军，甚至还有新军统帅。
清王朝的终结
清王朝末日的降临，部分是由于偶然的地方自发因素，因此也可以说是在同盟会意料之外的事件。学生和士兵已经在湖北组织了一系列的革命研究会，以便今后更好地策划起义。1911 年10 月9 日，他们的密谋照旧被发现；驻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士兵为了自救，于10 月ro 日发动了起义。这一天以后被定为“双十节”，每年都受到庆祝。尽管起义的3 （兀旧名士兵只古驻军总数的一小部分，满清派来的巡抚逃到了城外，清军指挥也弃城而走，武昌遂落人了起义军手中。各国驻汉领事宣布中立。由于起义发生后没有革命党领导人在场，一位新军协统黎元洪被推为领导人。这次反满起义得到当地人民的自发支持。几周之内其他20 余省发布反满独立声明，这些中心城市通常是由同盟会、新军和省级咨政会支持的。到了11 月初，所有华南和华中甚至西北的省份都宣布了独立。这些新独立的省份通常都由易帜的清军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和各省咨政会中宪政运动的领导人共同掌握地方权力。只有6 个地区发生了战斗。此时清廷召回了袁世凯，因为最精锐的军队听命于他。袁世凯同意出山，但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由他任新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兼军队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各个已背叛清廷的省份和同盟会革命者们联合起来，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在丹佛出版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他很及时地赶到上海，以深厚的资历被推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于1912 年1 月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同时表示只要满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在任何时候易帜支持新的民国，他愿意辞职让贤给袁世凯。尽管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武汉三镇）； 19n 年的革命出奇地温和。它同时也极不彻底，因为它只有一个非常消极的主要目标，即推翻清朝的统治。但在几个实际问题上革命者和各省份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一致：首先，各省必须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第二，只有统一的中国才能遏制来自外国（很可能是日本）的干涉；第三，袁世凯是当时惟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 月底时，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世凯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于涉的惟一希望。而袁世凯这方面，在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的支持下，高踞于左右逢源的地位，在各个层面上既明且暗地一边与清廷要价，一边又同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谈判，最终达成了总体解决方案：1912 年2 月12 日，极概中的宣统帝（以后被称为“溥仪”） “顺天意，应民心”地宣布退位，清王朝至此寿终正寝，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它的君主政体亦随之消亡。孙中山于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袁世凯被南京临时政府选为孙中山的继任者。但是北京的一场兵变（禄步仓之变）为袁世凯提供了借口而留在故都以免去南下的麻烦。3 月10 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在一部临时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职权，直到议会被选出、一个合于宪法要求的完备政府成立为止。
袁世凯大总统后来“背叛”了选举了他的革命党人，止如他已经背叛了在危难之际任命他为总理大臣的清廷一样。但是1912 年的中国社会群龙无首，全国找不出一位“真命天子”来承担社翟重任。在这场空前的政治危机中，满洲人本来可以拒绝金钱收买而诉诸武力，北方本来可以被用来对抗南京政权，而不久之后就变得默武成性的日本人本来也完全可以抓住这一机会。但正如后来形势所证明的一样，袁世凯有足够的手段驱逐满洲人、赢得外国的承认并欺骗革命党人，从而在危局中把政府维持下来。日本人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始终无法在采取积极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英国要求中国保持统一。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来无军队，二来得不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虽然深知中国必须有强有力的统一政府，但他们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当各种各样充满爱国激情的大众都希望建立一种强人政权的时候，袁世凯作为惟一的候选人出现了。
这样，当从远古就有的中国君主制被废除时，一位拥有实力者的出现为这一剧变提供了缓冲。但是中国的政治生活一旦失去了天子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此时的国家首脑已经得不到传统礼教对至高权威持有者的认可了。尽管和西方的神权政治不同，中国统治者历来无庸置疑地高置于万民之上；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一位统治者。这样，一方面失去了传统上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认可方式，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权力认可习惯尚未形成，袁世凯及以后军阀这些古代天子的继承人，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武力维持其权威。当一些新的认可习惯建立起来后，人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当年革命党人印象中的英美式政府。这样，1911 年的革命标志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悠久政治史的国度中一场迟到的中央权力的危机开始了。
中华民国陷入军阔混战
到了1912 年，在此之前就已经像海啸一样席卷了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近代化转变，开始将中国文明碾为童粉。那些从当时起经历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时代的中国人经受了每一个层面上个体或是公众、实践上或是理论上的大混乱。没有任何一处地方对一种新秩序、一种民族力量的复兴和国民生活重塑的探索寻求，比在中国受到更长时期的拖延和更多的挫折了。
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管了己经不复存在的清帝主要行政职能后，很快就卷人一场与革命党领导人的权力之争。从1912 年到1916 年，他使用了贿赂、军事力量、暗杀等各种伎俩，胁持国会，肆意篡改宪法，最后用尽心机企图恢复帝制。他所有这些举措都给自己打上了独夫民贼的烙印。
1912 年3 月，袁世凯依照共和政体的要求，任命自己的亲信唐绍仪为总理，责成他组织一个10 人内阁。唐绍仪早先曾留美就读于康涅狄格州。这个内阁中有4 位同盟会会员，湖南人宋教仁即为其中之一。他是黄兴的亲密战友和临时约法的主要起草人。这部约法划分了总统和议会的各自权限，所以不久就出现了关于应该由谁来控制内阁及其行政权限的争执。唐绍仪总理没有听命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背景和自己的财政预算资金，甚至不能控制内阁中各部的部长。当他看到袁世凯不想让他管理内阁，他和其他4 位同盟会会员在1912 年6 月递交了辞呈。此后的内阁就只向总统一人负责，而不是以前那样向议会负责了。为了避免与革命党人关系破裂，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就职。黄兴在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袁世凯经常与两人会面，表示赞同两人的主张，甚至任命孙中山为铁路总长，主持一项规模宏大的全国铁路系统建设。这一切当然只是纸上谈兵。这些年长的革命领导人不谙权术，甚至没有能力提出实行党派政治的要求。他们关于党派政治的观念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