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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发生的起义只是反对满族的统治，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都缺乏现代观念的指导。太平军起义是其中最猛烈有力的一次，但经过10 年发展，只表明自身是因循守旧的争权者，并没有改变传统秩序的能力。此后的“自强”运动是防守性的，缺乏创造性，是回避激进型现代化变革的一种保守妥协做法。1898 年的变法计划尽管不无革命性的因素，但这些人自视为朝廷的忠心臣子，完全依赖“天子”进行改革。满洲王公大臣们所支持的义和团运动，也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毫无意义。人们最终只能看到大清帝国统治的破产。在上以60年以前，大量的人才其实并未得到充分利用以进行真正的革命或改革。无人能对身边的旧秩序进行大的变革。中国的变革力量十分薄弱，这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所造成的。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对外国的刺激异常麻木，也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我们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通过这一粗略的概括，每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因素中找到自己的答案。
例如，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做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战略上，它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裹的内地。内地（诸如人口密集的湖南和四川）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然而，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王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古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总之，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历史的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祈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务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已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一统，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人。东亚大陆上的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以来一直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它对种族一民族情绪大力镇压；通过科举制度，它又网罗了大批有才华的官员，这些官员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长官绝对服从，同时，为民请命式的官员也不受欢迎。后来各条约口岸办报兴起，传教士办学兴盛一时，开始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观察，而这时清政府仍实行高度精英化的统治，缺乏有关现代民族主义的象征、语汇以及实践。另外，由于这些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洛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的坚强领导核心。清政府为了淡化政权中异族统治的色彩，曾大力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以稳固其统治，但做得并不成功。
在这种很少为人所理解的特殊政治格局中，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务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所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与外国官员各自区分职权范围，正如商人分红一样。中国政府在海关等地方雇用外国管理人员和顾问，同时却不改变自身的特性，这样中国在同西方的接触中立刻就遇到了种种问题。由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用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上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19 世纪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在任何时候一样，都深深受到过去的影响。
结果，反对民族主义的清政府就走向了王朝统治的末期而完全处于劣势。它还足够强大，可以固守传统并镇压叛乱，同时它又太虚弱，不能领导中国走向变革之路。因此，清朝后期能身处劣势而同帝国主义列强周旋并取得相当显著的成功，这样的外交记录是非同寻常的。中国利用自身显而易见的软弱，激起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心而相互竞争钳制。清朝的谈判者到处散布流言，泄露机密。他们显得饱受惊吓，无助无依。他们一边接受条款，一边收受贿赂。但是中国幸而未亡，其外交手腕比局外人所意识到的更为有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第13章 从君主专制到军阀混战
一、晚清的改良
日本早在19 世纪6O 年代就己经历了原始革新过程，而20 世纪早期的中国还是在这一过程中徘徊。旧的秩序在受到中日1894 年至1895 年战争的冲击后开始瓦解，但它的政治结构还继续存在了15年。
清王朝从1901 年到1911 年间的最终衰亡与其说是一个崩溃阶段，不如称之为一系列新开端的显现期。体制与社会的转变早已开始，政治危机只是最后才来到。1911 年前，中国国家事实上已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重建道路在前进，这条路线在19 世纪90 年代曾得到有力的宣传，只是未能得到有力的推行。慈禧太后与她的守旧派支持者们在1898 年软禁光绪帝、逼走康有为后，从1901 年开始继续推行他们积极进取的改良计划。实际上，他们别无选择。义和团战争宣告了绝对排外政策的破产，而反清叛乱又刺激了清政府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以图自救。于是保守派的改良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共和党人的革命努力在边睡地区成长起来，但在1905 年之前是各自为战的状态，影响不大，此后也一直只是变革洪流中的小股回流而已。
其实是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培育了革命的土壤。大变革最终还是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