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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贸易均于19 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随后很快就衰落下去了。从1858 年到1860 年，通商口岸的鸦片生意受到法律保护并向政府交税，1879 年进口量更达到创纪录的8 。 7 万箱，但此后由于中国国内鸦片产量猛增，市场趋于饱和，鸦片进口也随之锐减。与之类似，出口到英国的茶叶销售量起初由19 世纪30 年代的30 阳万磅增加到80 年代的1 。 5 万磅，但随后印度和锡兰的茶叶占领了英国市场，中国的茶叶出口也随之一落千丈。印度采用集中资本大规模庄园种植茶叶的方法，采用统一的生产标准，并且免交出口关税。中国则仍采用小规模的个体种植方式，由于茶叶贩子经常在茶中渗假而难以保证质量，并且还得交纳转口税及出口税，中国茶叶的竞争因此而大打折扣。就连中国的老牌出口商品― 丝绸，1900年以后也渐渐一撅不振，因为欧洲和日本已采取科学的养蚕方法、机械化的缥丝工艺及现代化的市场营销方式，使得本国丝织品质量稳定，产量亦大大得到提高。总而言之，清政府无法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领导并管理本国的商业活动，因而在经济上渐趋没落破产。
中国长江流域等地生产的棉花支撑着当时庞大的手工业生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890年，中国对棉花进口的需求一直不大，远远低于英国所预期的数字。倒是印度从英国进口的绵纱从1872 年到18 90年的八年间增长了2O 倍，这是因为机纺棉纱比手纺棉纱产量提高了80 倍，而机织棉布比手织棉布的速度只快了三倍。这样，国外的廉价棉纱沉重打击了国内的纺织业，但却为当时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外贸对19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种种意见不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机器化大生产会对落后国家的手工业生产造成破坏，但这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毕竟与完全殖民化的东南亚地区有所不同。而且，茶叶与丝绸出口受到打击后，中国又开始出口植物油、桐油、猪鬃、皮毛及大豆等农产品，这些也都是通过廉价劳动力或小农经济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
买办、金融家与实业家
洋教士与中国士绅势不两立，但中外商人彼此却需要对方。先前广州的行会商人原为洋商与国内市场的主要中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买办逐渐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不过，行会商人是政府授权的传统型商人，而买办却是受雇于洋行并为之服务的合同雇员。这些人为中西之间存在的文化、语言及制度差异搭起了桥梁。其中最有名者当属唐廷枢，他和大多数早期买办一样来白广州，幼年在传教士办的英语学校里受过教育，后在香港政府担任译员，还曾在上海海关任职，1863 年又成为怡和洋行（原查甸？ 开弟臣公司）的买办。他曾捐买功名而厕身官场，同时又在通商口岸投资做生意，实为当时买办阶级的一个典型代表。
买办商人的出现，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另一明显表现则是由宁波及山西钱庄发展而来的私家银行。山西自古以来就是各朝的战略重地，位处蒙古与四川商人、华北与中亚贸易及驼帮和嘈帮商人的中转枢纽。晋商在全国各地都开设了分号，尤以钱庄为多，并首开雇用保镖护送银船的先例。由于盗匪过多，货主开始使用钱庄汇兑钱款：、通常保镖费用为货物价值的2 ％一3 ％ ，但钱庄汇兑费用一般只需3 厘就够了。
山西钱庄商人的先驱是19 世纪前后的一位洗染业商人。当时他在天津做生意，在重庆设有分号以采买原料，后逐渐转向汇兑业务。晋商钱庄后来在全国发展到二分于个，各大钱庄设在普中的总部逐渐形成三大集团：为获得户部的认可，新开设的钱庄必须有其他钱庄做保，这样晋商便儿乎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各省官员子i 一了舰也依靠他们汇兑自己的钱物，如搜括来的民财之类这些钱庄不但负责将其“宦囊”汇往京城，而且还专门负责贿赂沿途地方上及户部的官员。另外，钱庄还贷款给一些希图升迁的官员以为打点之用、）自19 It 七纪卜’上几叶起，他们还帮助）～州商家汇兑资金以购买茶叶、丝绸及进口鸦片等商品少
中国商人凭其对地方情况的熟悉，通过行会将国外进「I 的商品发送到各地销售。洋行本来在各通商口岸都设有分行，但后来逐渐将业务集中在香港、［海等主要航运中心。在各中转港口，中国商人成了国外船运公司的主要客户，因为与国内船运相比，前者更为稳妥可靠。简言之，条约体系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家的发展，如当时不少买办在通商口岸自办公司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英国等国的洋行于1865 年合并成为汇丰银行，这标志着士．海作为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崛起。汇丰银行与许多外国银行一道为中国商人及银行提供贷款、为转口贸易提供资金、承揽海外汇兑业务，甚至还自己发行钞票。中国的国内资本大多流向各通商口岸，因为在那里投资房地产生意较有保障，也符合当地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加工产品、建设公共措施和居民住房或发展航运事业等等也都需要资金。中国与外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吸引了国内的大量人才和资金。举例来说，旗昌洋行向美国合伙人、在华洋商及中国的商人、买办均摊资金，于1862 年开设了一条从上海到汉口的航线，采用美国的浅底外轮式轮船，每两周一班，业务方面由美国人主管，同时也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标志着长江轮船航运时代的到来。
1870 年以后，通商口岸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引进了大量资本和企业管理技术。如果条件合适、时间允许，中国可能会因此突破自给白足的发展模式而越过工业化进程中的瓶颈阶段。但通商口岸的经济活动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因而难成气候。当时日本的发展表明，工业现代化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应与其他领域一道全方位地进行现代化转型。但中国（除了在通商口岸以外）恰恰缺少这些必要的条件，既无明确的国家政治目标及成熟的法律制度，又无稳定的货币操作规范可循，加之政府领导无方，民族企业又先天不足难以自立，实现工业现代化仍然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五、早期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困难
在19 世纪剩下的30 年中，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步伐虽然不慢，但仍然落在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后面。中国的长江航运仿照美国密西西比河航运事业的做法，但并未像欧美国家一样发展起铁路运输事业。当时日本已经开始在全国实现工业化，但在中国，工业化仅仅是在有数的儿个城市中得以实现。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及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因素。
政府领导的无能
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当时清政府的手里，只是由于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与政策制订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与调控可言。1890 年左右，清政府列出的年度收人约为8900万两白银，但其中只有一部分上交朝廷，大部分都由各省自留自用了。不过，当时实际的赋税收人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至五倍，由此可见，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 年曾氏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的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氏虽大力提倡洋务，但他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无所知。19 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年这些人却因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