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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官兵显然难以负此重任，因此，元初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忽必烈的领袖才能及他所推行的儒家政策及其合作者的才智。
除了语言和社会地位之外，蒙古人和他们的臣民还有很大的不同。服装方面，他们偏爱牧人的皮衣装束；饮食方面，他们喜欢马奶和奶酪。由于草原严重缺水，蒙古人没有洗浴的习惯。他们甚至没有姓氏。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汉族不同― 在汉人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蒙古妇女便享有更多的自由。蒙古人的这些异族特性，在他们与中国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的接触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他们是唯一建立了王朝的纯粹游牧民族。可以说，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在政治上更是相差很大。此外，南宋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憎恨，往往拒绝入仕，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距离。后世的中国史官大都把以前的蒙古征服者描绘成只知烧杀掠劫和淫逸放荡的原始野蛮人，甚至说他们体臭逼人、以尿浴身等等。
由于受到汉人的敌视，元朝的蒙古人大量任用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马可？ 波罗写道：“你会发现大汗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震旦的王位的，他通过武力征服才获得了这一地位，这样，他就难以信任汉人，而是将一切权力交给了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教徒，后者亦作为外国人而向元朝皇帝效忠，为大汗服务、”蒙古人建立了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民制度，地位最低的“南人”人数最多。同时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人民推行不同的法律，从而把他们的生活与汉人生活隔绝开来。大汗本人夏季驻哗上都（柯勒律治称之为“Xanadu 〃 ） ，其统治又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增加厂高度专制集权的色彩。
元朝的社会生活
忽必烈上台伊始即下令保护孔庙，并很快恢复了儒家在前代的崇高地位，稍后他又免去了儒生的赋税。但在关键的开科取士问题上，忽必烈未能获得“南人”的响应。在北方，科举制度于1237 年后废行，南方亦于1274 年后废止，后来直到1315年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元朝的官府中自然有不少汉人官吏，但身为儒生而升至高位者则寥寥无几。
由于蒙古人对外来宗教进行保护，这也引起了知识阶级的敌视和反对，在波斯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亚的蒙古人则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中国，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孔庙都是不纳税的。金元时期在中原还曾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教派。这种宗教的多元发展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个反驳。
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此时又纷纷改信一种末流佛教，即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据说西藏的佛教是在8 世纪时从印度西北部传入的，传入西藏后又受到当地宗教信仰苯教（Bon ）的影响，结果便产生了喇嘛教〔 “喇嘛”（lama）意为“上人”〕 。13 世纪时喇嘛教迅速传入了蒙古和中原地区，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扶植。
忽必烈被中国的佛教僧众视为理想的护法君主。在他的提倡下，全国的佛寺（包括著名的五台山佛地）总数达到4 。 2 万座，僧尼人数有21 。 3 万人（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家学者看来，尽管忽必烈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但他扶植异端外教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忽必烈未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相反，不同于前代的精英统治，在蒙古人建立起的世界性政权中，汉族士大夫儿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忽必烈亦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他废除了南宋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徭役和政府专卖等各项制度，另外贸易也大大得到了发展。像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常常由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做生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则经陆路到中国来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的商团不仅扩大了元朝皇帝的海外贸易联系，也给后者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人。这些内部成员相互具保的商团，在转销元朝的剩余谷物、扩大元朝的商业资本方面发挥看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在贪污腐化的元朝政权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斓的角色。后来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纸币的使用还大大让马可？ 波罗惊叹了一番。
忽必烈将外蒙古的大汗国都迁到了北京（大都）； 这里是从长城南下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蒙语称为“汗八里克”（即马可？ 波罗所说的“Cambaluc 〃 ） ，土耳其语意为“大汗之城”。大都的城墙为双层建筑，城内宫室壮伟，皇城内花园遍布，有山有湖（见第208 页图）。为解决新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统治者又拓展了大运河以将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运到大都。运河沿岸以石铺地，成为从杭州到北京的骤道。骤道全长达1100 英里，走完全程需要4O 天。
忽必烈于1294 年去世后，其孙铁穆耳继位，推行强有力的大一统统治，但当他于1307 年去世之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很快就削弱了下去。元朝在接下来的26 年中换了7 位皇帝，1328 年更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同时，由于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纸币已不能抵作赋税并渐渐贬值。黄河又连年发大水，冲毁了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大量良田。元朝在财政上、道德上、政治土的统治一起都破产了。
与西方的首次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中亚商道，欧洲人得以直接从“震旦”〔 Cathay ，源出契丹（khitai ）一词，尤指中国北方〕 获得第一手信息，马可？ 波罗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从1240年到1340 年的这100 年间，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一土耳其人都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元时欧洲的旅行者大多从以下几条路线到达中国：上）取道南俄罗斯、伊犁，这条路非常难走；2 ）从黑海出发，经中亚绿洲地区（即古丝绸之路），意大利商人像马可？ 波罗一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3 ）从海路到叙利亚和十字军东征时创建的拉丁族国家，然后取道巴格达和中亚；4 ）从海路经印度洋绕东亚到中国南方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作梗，这条路也不好走。按照这儿条路线，不少欧洲人到达了中国，有些人还留下了旅行日记和游记。在这些书中他们都提到大汗的宫廷里有许多希腊正教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被俘的俄罗斯艺人或士兵。
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宗（即景教）在此之前已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这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与东亚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景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获得重兴并广泛传入回鹘土耳其人和一些蒙古部落。忽必烈的生母即是一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聂斯脱利宗在全世界有25 个主教教区，1275 年该派驻巴格达的教主在北京也设立了主教教区。聂斯脱利派虽有异端之日，它的教会却与罗马保持着联系。
同时，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正进行着狂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西方基督教国家、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联系。撒拉逊人为遏制蒙古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曾派遣使节到法国和英国寻求援助；在蒙古人灭掉帕息亚和巴格达后，他们的伊利汗曾在1267 年至1291 年之间不下7 次向西方派遣使节以求共同对付穆斯林的入侵。尽管未能达成协议，教皇的使团却终于在遥远的中国建立起以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 ，旧译孟高维奴）为首的大主教区。在大汗的保护下，他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又在一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修建了一所教堂，并且还培养了150 名唱诗班男童（据说大汗很喜欢听他们唱诗）。1304 年北京地区发展了以6000名天主教徒并且为他们施了洗，其中很多人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元末继续不遗余力地来华传教，但后来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当时来华的商人肯定远远多于传教士，但留下文字材料的只有马可？ 波罗一人，他在1271 年随父亲与叔叔（两者均为意大利商人）第二次入华，到达上都和北京后，他在中国留居了17 年（1275 一1292 年）之久，在宫庭中为忽必烈做事，后于1295 年返回威尼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撰写了一部《马可？ 波罗游记》 并献给当时的一位罗马史作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篇有体系的科学论文，材料丰富不说。而且持论公允。（此书原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