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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懂：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 ％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 ％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 ；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第0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这里冬季气候虽然恶劣，上古之时却很适宜发展农业〕 事实上，这一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尼罗河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及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很类似。它们都因降水不足而森林缺乏，这反而有利于开荒种地，同时这几条大河，如果控制得当的话，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通过定期泛滥还能保持土地的肥力。有一点很重要，即华北平原在东亚农业区中是最容易从印度和西亚到达的地方一、：就我们所知，西亚出现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间远远早于东亚，所以这些文明要素有可能是通过中亚的草原、山地逐渐传入华北平原的口这方面有不少证据，如种植小麦，驯养马牛羊，使用战车、青铜器和铁器等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近期考古发现证明东亚和西亚同时在一万年前发明了陶器，而泰国北部出现青铜器可能还要早于中东。今天东亚地区的主要作物― 大米，源自东南亚，在史前长江流域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了。上古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丝织业，很久之后才传入西方。几种重要的家畜原产地不同，且各有分工，如猪、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