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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宋时已出现靠桨和帆航行的大型船只，密封的横舱壁亦已开始使用，这就大大减轻了漏水沉船的危险。中国人至晚在3 世纪就已经知道了磁极，有一本古书亦清楚记载，中国人在1119 年之前已在海船上使用罗盘了，而之后数十年罗盘才经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当时西亚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势力大张，这大约也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起初即控制在伊朗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手中。不过促进贸易发展的最大因素还是由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空前繁荣吸引了大量外商，当时中国的商品从日本到东非一向都是畅销海外的。
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一度为中国门户的西北诸省则渐渐沦为边远的内地。宋时外贸活动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几大港口城市，并由市舶使统一管理。8 世纪时政府为了征税方便，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几个官方指定的港日城市进行，而外贸税在宋时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政进项。晚唐和北宋时的外贸业务主要以广州为中心，但到了南宋时，位居福建产茶、产瓷中心的泉州（马可？ 波罗称为zayton； ）后来居上，取代广州成为当时的外贸中心。
9 世纪时朝鲜人控制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的贸易，而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则控制了中国与南亚、西亚的绝大部分生意：这些外国人住在各港口城市的指定地区并按照各自的风俗、法律行事，享有与现代治外法权相类似的权利，但其中并无文化优越论的意味在内。西亚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并在中国建立起清真寺。外国商团往往规模庞大，据记载，8 世纪时广州和扬州的外商人数已高达好几千。宋朝时中国商人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了宋代晚期就控制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业务。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性民族的特征，中国的商船开始远赴重洋进行商业胃险，后来甚至一路开到非洲。
当时中国外贸的状况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进口商品，除了精美的棉纺织品外，大多是马匹、皮革、珠宝、香料、象牙和热带地区的奇珍异玩另一方而，中国的出口商品，除去一些矿产，大多为加工产品，像书籍、绘画和工艺品畅销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的高雅文化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中国的铜钱通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丝织品和瓷器则在各地都亦受到欢迎：今天远至桑给巴尔都发现了宋瓷的碎片，波斯湾和埃及的一些中世纪商业城市遗址中也发现一了大量宋代瓷器的残片。
发达的货币经济
晚唐和宋时经济非常发达，从当时发达的货币制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铜钱早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后世一直得到广泛的使用，到了晚唐至宋代不但铸币数量大增，货币制度亦趋向复杂，货币在贸易和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了。
749 年政府的现金收入不过200 万贯，但到1065 年，宋朝一年赋税的现金收人已高达3700 万贯，而到了南宋，现金收人在政府收人中的比重更全面超过了谷物和纺织品，唐初政府收人同前代一样主要依赖农业赋税，但到了北宋，政府专卖收人和各项商业税收开始超过农业收入，到了南宋时国家收入就大部分是从商业中获得的。尽管后世政权更为依赖农业收人，但宋朝以后商业收入亦成为政府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这些政权的财政状况较前代更为稳定。
晚唐和宋代货币的广泛使用给国家的币源带来了压力。宋时平均每年的铸币数量为13 万一31 万贯，10世纪晚期达到88 万贯，到了11 世纪更高达183 万贯，但即便如此仍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需要，政府有时限止铸币之外的用铜，或减少每贯钱的枚数，同时禁止铜币外流，并且在这一政策证明无效时，对铸币征收高达50 ％的出口税。政府甚至在四川、陕西等地试行铸用铁钱以在汉人与胡人之间设一道“铁幕”，但未能取得成功。金银的使用（如金沙、银锭）一度解决了铸铜不足的危机，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些贵重金属货币。
这时出现了一种最有趣的解决办法，即发行纸币，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何等发达。当时政府和商人都面临着如何长途运送大量货币的问题。铜钱由于体积过于笨重而不合要求，于是各种纸币和票据应运而生。早在811 年，唐朝已开始发行所谓的“飞钱”来支付外地购买的货物。这种票据可以在京城兑换成货币。这种做法在宋代广为使用，当时曾制造出大量的此类票据。由于使用方便，商人们经常在同行之问用它来转账、划汇。
同时，在私人钱庄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纸币。这种纸币类似存折，异地承兑时加收3 ％的服务费。这种票据因其使用方便，起初以与其面值等值的货币流通。四川成都发行的“交子”是最著名的一种钞票，当政府于1024 年开始发行“交子”时，“交子”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面额为整数．从200 到1000 （即一贯）不等，承兑时例收3 分利钱，而且每三年“一界”，发行新交子以淘汰贬值的旧交子
成都的交子起初发行了125 。 6 万千贯，后来又明智地缩减为36 万贯：另外其他地方也发行各种纸币。不过，政府一到财政困难时，就象后世各国政府一样，开始超额发行纸币直至纸币贬值。从货币的发展及其他经济特征来看，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 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
五、社会与文化
缙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对社会、政府的触动并不像西方那么巨大，其原因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的帝国里发生的，这一帝国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与之不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对经济的变革束手无策而因此崩溃，并且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8 至13 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不管怎样，12 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只是19 世纪西方文化的远祖，但当西方人19 世纪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700 年前12 世纪的中国却更为年轻而富有朝气。从六朝和唐初的贵族社会到宋朝时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为平等的社会，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给了农民，他们的劳动所得（农产品、劳动力）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则掌握在豪门巨族手中，他们可以免交赋税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控制荫庇其下的农民，并且凭着他们的财富与独立的权力基础左右朝廷。社会转型之后，政府与土地私有不再对立，而私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再与权力或政治影响挂钩。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现，同时，简便易行的新型赋税制度出现后，也使得先前的贵族很难再保持其不纳钱粮的特权并因此而逐渐没落下去。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权力渐渐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时，旧式贵族亦渐渐融人了缙绅阶级或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产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种谋生的农民亦从隶农转变成为佃农。
与旧式贵族相比，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财富的依赖程度大大减轻了。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在中国拥有土地是件荣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对可以避免政府的兼并，因此剩余资本总是用来购置田产，但缙绅阶级的财产常常更多的是源于商业活动，而且朝廷也常常百般庇护他们的这类财产。缙绅阶级之所以并非是纯粹的地主阶级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只有通过科举入仕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权力。缙绅阶级是直接通过知识而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影响的，财富、田产不过是间接因素罢了。此外，世袭的爵位到了宋代已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变动的频繁，使得当时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局面，平等思想亦深人人心，这样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