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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 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 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 妙法莲华经》 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 mandala ； 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二纸和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唐朝有了巨大的飞跃，并且人们也发明了火药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