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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军阀之不当，以为他所采取过的行动辩护外；又说明整个事件与中共政策无涉；中山舰
事件与中共无关。他也曾表示反对西山会议派，以示他的行动并未受右派的影响。此外，青
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同时被撤销，也似乎显示他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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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接着四月十四日，被视为事变主角的李之龙释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积极行动并任海
军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却被通缉；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最少证
明蒋氏不愿再为已甚。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并未因退让措施而气馁；相反的，他们仍积极的展开活动。原定
该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均在积极筹
备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纠察队（其被缴之武装不久即已发还），仍照常执行封锁
港口的任务。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认为罢工工人活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有积
极贡献。各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续有增加，与地主间的武装冲突，在中共约制之下，亦显
得减少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似成为时局发展的焦点。而胡汉民突于四月下
旬由莫斯科回到广州；他恰于此时到达，谣言纷起。胡派人物纷传胡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
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
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
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
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
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
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
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
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
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
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
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
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
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
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
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
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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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
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
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
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
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
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
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
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
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
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
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
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我笑着问他：“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
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
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
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
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
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
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
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