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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
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
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
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
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
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
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
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
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
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
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
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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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
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
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
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
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
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
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
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
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
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
带的主要工会。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
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
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
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
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
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
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
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
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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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
东洋人打人”；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
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
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
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
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
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
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
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