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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
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
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
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
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
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
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
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
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
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
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
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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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
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
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
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
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
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
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
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
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
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
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
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
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
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
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
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
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
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
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
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
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
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
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
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
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
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
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
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
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
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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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
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
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
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
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
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
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
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
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
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
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
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
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
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
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
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
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
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
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
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
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