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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
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
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
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
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
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
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
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
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
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
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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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
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
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
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
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
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
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
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
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
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
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
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
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
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
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
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
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
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
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
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
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
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
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
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
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
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
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
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
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
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
话,把素不一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产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
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
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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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
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
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
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
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
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
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
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
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
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
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
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
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
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
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
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
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
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
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