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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
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
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
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
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
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
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
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
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
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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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
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
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
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
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
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
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
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
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
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
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
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
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
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
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
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
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
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
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
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
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
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
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
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
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
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
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
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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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