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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
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
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
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
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
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
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
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
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
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
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
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
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
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
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
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
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
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
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
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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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
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
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
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
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
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
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
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
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
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
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
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
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
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
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
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
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
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
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
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
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
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
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
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
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
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
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
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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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
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
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
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
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
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
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
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
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
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