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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
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
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
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
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
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
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
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
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
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
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
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
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
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
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
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
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
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
浩：“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
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
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
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
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
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
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
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
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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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
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
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
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
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
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
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
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
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
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
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
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
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
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
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
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
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
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
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
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
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
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
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
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
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
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
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
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
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
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
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
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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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
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
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
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