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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
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
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
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
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
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
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
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
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
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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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
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
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
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
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
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
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
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
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
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
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
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
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
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
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
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
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
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
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
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
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
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
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
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
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
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
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
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
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
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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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
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
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
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
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
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
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
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
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
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
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
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
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
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
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
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
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
就要被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