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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
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
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
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
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
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
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
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
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
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
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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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
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
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
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
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
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
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
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
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
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
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
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
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
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
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
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
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
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
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
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
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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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
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
《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
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
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
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径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
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
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
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
国代表之间的交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
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判
为右倾调和派，不准再预闻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动色彩，企图暗中予以纠正，便
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
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
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
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
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