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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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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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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