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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
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
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
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
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
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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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
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
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
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
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
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
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
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
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
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
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
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
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
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
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
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
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
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
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
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
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
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
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
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
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
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
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
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
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
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
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
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
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
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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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
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
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
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
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
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
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
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
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
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
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
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
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
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
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
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
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
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
“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
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
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
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
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