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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
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
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
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
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拚命。他知道
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间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
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
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
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
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
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
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
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映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
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
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
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
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
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
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
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
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
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
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
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
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
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
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
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
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
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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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
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
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
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
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
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
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
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
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
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
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
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
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
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
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
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
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
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
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
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
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
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
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
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
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
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
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
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
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
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
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
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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