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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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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
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
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
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
“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
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
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
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
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
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
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
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
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
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
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
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
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
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
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
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
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
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
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
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
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
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
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
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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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
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
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
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
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
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
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
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
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
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
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
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
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
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
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
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
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
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
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
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
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
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
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
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
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
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
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