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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
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
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
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
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
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
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②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
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
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
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⑤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
⑥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页至第一二一页。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
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
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
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
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
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
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
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
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
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
我指出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
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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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
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
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
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
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
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
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
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
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
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
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
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
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
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
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
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
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
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
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
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
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
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
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
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
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
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
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
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
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
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
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
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
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
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
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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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
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
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