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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
外国海陆军、与英日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复仇等等。这种反帝的声很，随着血的洗礼，响
彻了全国各个角落。
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是这次运动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
人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沙面英法军队隔着河沟，向示威游
行的行列开枪，毙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和市民五百余人，酿成有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居民因
此大部卷入了这次的罢工风潮，人数激增至十万以上，其中多数且离港回粤，罢工坚持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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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六个月之久。他们这次行动，不特给予香港经济以颇大的打击，而且对于广州初成立的国民
政府的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运动虽是如火如荼的热烈，但其发展仍要受中国当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所限制。
第一，它仍然只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压迫的运动，无法作进一步的表现。第二，列强在中国势
力强大，即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之仍是无可如何。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对中国民族运动
采取高压政策，但也兼施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在五份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显明。第四，五卅
运动之未能达到预期的反帝目的，不仅由于外力的强大，也由于中国的不统一。第五，五卅
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会
同公共租界内由外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
段禁止华人通行；其他地区实施检查；特别禁止华人携带印刷品、驻足街头观望，以及三人
以上的结伴行走；晚上八时后，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恐怖笼罩住整个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日
有所闻，死伤累累；巡捕更在各处大肆搜捕，至于被害者的确数，则迄未公布。租界内上海
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学校被解
散；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拘捕学生；日美
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稍遏中国人的反抗怒潮；总同盟罢业运动仍在继续发
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
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
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
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
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
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
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
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
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
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
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
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
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
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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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
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
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
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
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
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
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
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
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
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
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
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
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
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
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
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
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
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