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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
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
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
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
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
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
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
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
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
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
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
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
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
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
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
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
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
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
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
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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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
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
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
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
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
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
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
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
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
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
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
① 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
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
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
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
大汉问：“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
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
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
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
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
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
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青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
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
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
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
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
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
“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
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
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
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
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
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
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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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
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
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
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
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
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
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
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
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
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