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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
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
“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
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
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
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
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
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
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
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
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
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
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
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
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
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
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
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
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
对我说：“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
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
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
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
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
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
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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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
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
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
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
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
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
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
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
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
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
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
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
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
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
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
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
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
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
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
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
题目可以叫作：“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
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
走过来向我说：“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
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
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
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
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
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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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