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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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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 
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 
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 
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 
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 
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 
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 
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 
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 
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 
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 
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 
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 
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 
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 
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 
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 
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 
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 
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 
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 
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 
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 
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 
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 
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 
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 
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 
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 
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 
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 
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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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忆》第一册  

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 
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 
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 
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 
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 
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 
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 
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 
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 
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 
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 

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 
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 
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 
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 
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 
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 
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 
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 
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 
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 
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 
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 
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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