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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
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
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
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
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
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
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
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
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
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
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
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
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
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
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
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
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
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
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
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
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
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
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
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
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
挽紧，一不小心跌F 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
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
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
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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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
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
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
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
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
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
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
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
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
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
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
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
“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
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
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
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
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
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
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
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
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
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
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
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
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
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
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
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
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
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
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
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
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
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
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
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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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