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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
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
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
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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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
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
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
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
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
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
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
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
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
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
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
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
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
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
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
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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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
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
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
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
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
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
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
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
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
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
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
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
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
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
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
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
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
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
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
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
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
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
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
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
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