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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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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
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
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
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
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
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
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
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
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
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
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
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
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
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
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
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
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
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
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
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
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
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
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
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
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
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
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
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
事实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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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
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
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
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
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
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
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
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
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
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
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
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
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
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
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
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
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
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
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
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
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
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
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
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
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
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
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
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
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
产党仍应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