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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
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
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
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
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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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
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
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
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
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
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
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
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
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
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
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
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
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
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
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
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
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
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
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
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
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
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
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
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
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
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
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
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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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
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
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
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
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
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
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
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
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
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
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
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
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
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
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
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
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
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
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
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
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
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
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
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
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
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
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