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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
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
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
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
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
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
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
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凯丰在结束讲话时，
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
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
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
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
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
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
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
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
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
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
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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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
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
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 ，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
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
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
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
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
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
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
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
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
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
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
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
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
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
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
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
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
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
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
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
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
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
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
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
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
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
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
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
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
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
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
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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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
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
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
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
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
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
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
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
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