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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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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
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
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
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
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
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
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
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
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
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
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
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
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
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
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
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
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
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
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
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
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
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
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
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
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
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
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
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
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
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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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
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
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
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
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
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
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
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
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
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
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
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
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
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
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
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
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
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
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
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
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
断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