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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
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
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
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
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
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
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
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
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
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
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
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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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
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
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
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
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
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
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
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
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
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
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
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
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
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
地区会师。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
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
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
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
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
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
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
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
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
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
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
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
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
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
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
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
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者大问题，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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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
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
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
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
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
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
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
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
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
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
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
“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
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
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
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
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
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
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
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