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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
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
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
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
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
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
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
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
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
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
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
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
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
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
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
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
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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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
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
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
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
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
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
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
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
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
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
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
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
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
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
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
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
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
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
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
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
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
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
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
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
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
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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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
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
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
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
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
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
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
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
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
但认为中国的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