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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
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和许继盛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
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
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
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
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
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
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以全权
指挥军队的权利。
许继盛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
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
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
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
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
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规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
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
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盛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
了。我更近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
就比国民党军人高，他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
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
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盛虽满
口接纳我的意见，但他后来并没有依据我的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
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
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
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
也不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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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的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
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
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
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
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
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部，敌人已先期跑了。
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
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
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
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
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
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
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
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
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
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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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