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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
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
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
一个元老人物，他曾与列宁共过事，担任过长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态度很产肃，说话很直
率，可是心地却很慈祥。他平时对我的态度很好，这次告诉我关于以上的事，显然也是善意
的。当我向他否认这件事，并问他是否有点怀疑时，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同志，
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有话总是直说的。我对你没有甚么怀疑，但你得到中大清党大会去为自己
洗刷。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几年之后，据说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时，
心中对他还颇为怀念。
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
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
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
我有甚么错误和暖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
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
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
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
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
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
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
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
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
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
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
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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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
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
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
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
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
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
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
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
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
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
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
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
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
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
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
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
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
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
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
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
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
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
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
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
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
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
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
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
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
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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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
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
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
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
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