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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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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
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
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
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
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
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
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
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
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
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
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
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
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
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
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
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
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
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
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
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
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
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
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
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
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
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
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
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
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
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
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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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
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
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
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
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
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
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
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
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
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
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
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
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
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
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
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
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
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
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
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
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
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
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
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
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
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
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
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
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
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
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
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
分子每星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