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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
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
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
（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
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
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
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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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
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
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
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
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
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
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
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
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
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
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
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
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
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
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
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
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
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
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
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
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
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
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
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
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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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
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
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
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
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
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
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
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
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
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
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
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
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
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
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
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
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
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