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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
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
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
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
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
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
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
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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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
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
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
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
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
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
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
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
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
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
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
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
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
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
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
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
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
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
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
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
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
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
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
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
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
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
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
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
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
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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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
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
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
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
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
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
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
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
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
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
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
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
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
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
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
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