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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
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
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
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
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
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
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
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
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
“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
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
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
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
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
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
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
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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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
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
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
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
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
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
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
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
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
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
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
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
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
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
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
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
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
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
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
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
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
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
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
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
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
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
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
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
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
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
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
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
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
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
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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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
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
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
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
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
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
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
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
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
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
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