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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
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
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
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
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
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
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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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
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
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
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
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
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
“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
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
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
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
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
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
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
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
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
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
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
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
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
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
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
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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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
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
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
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
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
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
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
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
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
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
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
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
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
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
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
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
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
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
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
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